固態硬碟

　　□馬滌明
　　關於法治與人治、權力的關係，有一個鏡頭很形象：一位當過市委書記的領導回憶，有人想讓他干預一起案件，他說法院獨立審案子，自己無權干預，結果請托人拍著桌子吼道，“全市都歸你管，法院還能不聽你的？！”這位領導稱當時後背發涼，“你說要搞法治，但別人卻不信。”（10月19日新華網）
　　“你說要搞法治別人卻不信”這句話，或許足以幫助我們分析“不信”的原因。首先，“你說要搞法治”，意思是現在要搞，那就是說，之前沒搞。那麼現在要搞是不是真的要搞，別人當然要畫問號了，因為“搞法治”不是今天才說的。其次，“要搞法治”誰來搞、為什麼要搞，這個問題最為關鍵。“你要搞法治”中的“你”，其實是“我”或“我們”。領導也好，地方班子也罷，他們為何要搞法治，是覺悟提高了，認識到了法治的重要性，抑或是上級要求、形勢所迫？我認為，只有一種情況是靠得住的，那就是權力已經被關進了法治的籠子，不管是地方政府，還是市委書記，說話辦事不依法、不合法行不通，那麼大家不想搞法治是不行的。而如果權力沒關進法治的籠子，政府行為或可以繞開法律，或本來就是權大於法，這種情況下官員“要搞法治”，未必靠得住。因為這時候的“搞法治”主要靠權力來“搞”，但官員既有權力搞法治，也就有權力不搞法治。官員今天認識提高了，決定“搞法治”；明天認識“下去了”，會不會改變決定，還是紅頭文件決定一切，甚至主要領導一句話，就能決定“招商引資企業免檢”？正所謂“談法治時滔滔不絕，做決策時權力滔滔”。或者說，一個地方搞不搞法治取決於主要領導是否開明；對請托人說自己無權干預法院的領導顯然是開明型的，但明天換了不開明的領導，豈不是照樣繼續“不搞法治”？
　　法治與人治的關係，說到底是由權和法的順序決定。若“法”在前，權必須服從法，則任何權力者都必須“搞法治”；反之，如果“權”在前，權力可以壓倒或變通法律，那麼權力者搞不搞法治，就是他們自己說了算，或說靠官員的認識和覺悟。但覺悟往往是靠不住的。
　　“你說要搞法治，但別人卻不信”，我認為這一點都不奇怪。而要走出“搞法治別人不信”的困境，只能通過體制變革，切實保障法大於權——官員講話辦事，政府權力運行必須依法，不依法行不通，會受到法律懲罰，即權力徹底關進了法治的籠子。那時候，所謂“搞法治”這種話，說不說都可以了。
　　搞法治，首先要走出一個誤區：靠提高認識推進，而不是從貶值權力入手；認為領導們都自覺不干預司法，就是實現法治了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如何走出“搞法治別人不信”的困境）